《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范文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1）
歷史學領域，向來就是一個意見不同，紛爭不斷的學術領域。但是無論如何，思想的沖突還是有益于文化的進步與發(fā)展——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一書，即是為明代歷史的研究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更準確地說，是為了歷史學領域提出了一個應當注重的話題——“大歷史觀”。盡然，書中的一些觀點不會被通篇認同，但是其意義，可謂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書中所說，1587年，在中國則為明萬歷十五年，次歲丁亥年，所發(fā)生的要事可謂寥寥無幾，而其程度則以震撼全國朝野上下的事件，則更顯得屈指可數(shù)。整個國家都在承平與祥和的氣息中度過。然而，史官與歷史學家都沒有注意到，盡管沒有關于要事大篇幅的記錄，但是在他們筆下的一次次集會、早朝、經(jīng)筵、會議、談話，在大量日復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們的王朝正在經(jīng)歷著它的潛移默化的改變——而一般而言，潛移默化的改變，其影響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總爆發(fā)。事實上，在1587年所發(fā)生的一切，昭示著明王朝已經(jīng)失去了一次關乎它未來命運走向的變革機會，并且步入了它命運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夠維持國家運轉的，有幾種東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堅，無論官員如何之平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個國家還是在欣欣向榮地發(fā)展著;其二，乃是社會道德的制約，道德雖是無形之物，然而卻是一種巨大的約束力，統(tǒng)治者如果能夠靈活運用道德力量管理國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構想就能夠全面實現(xiàn)了。其三，也就是潛規(guī)則。這種構成于各種集體的規(guī)則，成型與完善與各種游離與法令與條例之外，雖然它不是標準的形式規(guī)則，但是仍然是維持文官平衡的重要點。現(xiàn)在，我們的大明王朝雖然集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種，即制度，已經(jīng)顯得死板而不合時宜，既無法控制地方，又無法領導中樞。所以，留給萬歷皇帝和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們的，只有軟弱無力而缺乏條理的儒家道德與官場內部籍以維持秩序的潛規(guī)則。
制度的不適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個國家的悲哀之一。緩慢而缺乏效率的政府、充斥著各種關系鏈條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們的明朝對于國家的治理只能夠維持到“平穩(wěn)”而無法將其晉級為“盛世”，一旦戰(zhàn)爭來臨，整個國家都會由于調度不一與指令相斥而混亂不堪，1619年的遼東，正確的證明了這一點。
當制度不堪修補，社會的推動力已然消失之時，再強有力的改革也顯得無濟于事。用書中結尾的話來說，萬歷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這些人，雖然擁有著不同的抱負與藍圖，但是由于整個國家已經(jīng)沒有了動力，那么“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是宴安耽樂，首輔的調和或者是獨裁，高級將領的富于創(chuàng)造還是習于茍安，文官的貪墨舞弊還是廉潔奉公，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tǒng)統(tǒng)不能取得有意義的成就。”并且書中還提到，整個國家的悲劇所造就的結果，就是一個個個人的悲劇——有的身敗，有的名裂，有的則身敗兼名裂。這些小成分，構成了整個國家的悲劇。
今天，當我們回顧這段數(shù)千年前的歷史時，也許更會對于人物在整個歷史環(huán)境下的處境而唏噓感嘆乃至同情。因此，我們也應該以更高遠的視角，去探尋那些人物心理中復雜而不為人知的一面。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2）
萬歷皇帝自小受慈圣皇太后和首輔張居正嚴格教育儒家教育;熟讀經(jīng)史，敬重天道，效仿祖法。開始萬歷皇帝也想按著他受教育的努力去做好皇帝，嚴重旱災時，甚至親自步10里為百姓祈雨。但是經(jīng)過一些事情，慢慢發(fā)現(xiàn)的人性和體制的復雜性。首先是自己非常信任的對他嚴格說教的導師張居正個人生活被揭發(fā)是如此腐敗，而文官打倒張居正的文官的目的，顯然又和他萬歷初想的并不一樣。當他想自己能主導政治時，卻發(fā)現(xiàn)想做任何的改變，就會受到非常大的阻力，這些以道德和祖法為工具的阻力讓他難以對抗。黃老先生講明朝是文官體系為統(tǒng)治的，不如直接講以儒家意識形態(tài)為統(tǒng)治，任何文官甚至皇帝都很難對這種意識形態(tài)有任何的挑戰(zhàn)。最后萬歷選擇妥協(xié)，以道家無為來默默的發(fā)泄他的不滿和進行抵抗。書中儒家意識形態(tài)根深蒂固，以及這種意識形態(tài)和人性的沖突矛盾。就行成了一些特殊的行為。
張居正政治上厲行改革，做為萬歷的老師，對皇帝嚴格要求。但他本人又口是心非，表面滿口節(jié)儉，而私生活極其奢侈。厲行改革，卻又不了解實際情況，反而出了相反的效果，同時也得罪了一批人。結果一死，整個家族和政治同僚就受到清算。
申時行做為首輔，行為卻和張居正完全不一樣，在處事上他信奉調劑折衷的原則來調節(jié)文官間，皇帝官僚間的矛盾。這種行為是典型中墉之道，是儒家思想和人性妥協(xié)的產(chǎn)物。
海瑞更是個爭議的人物，他嚴格尊崇孔孟之道，對崇尚道德，嚴守法律。他的這種行為，當時的官僚對其即希望是一個社會道德的標桿，又知其的脫離現(xiàn)實性，對其不重用，并排斥其很多行為。海瑞個人可以通過自律及對價值的追求了來到達，但由于其很多理念本生脫離人性，必然不具備大眾性。其很多行為更是暴露出儒家思想的缺陷，像由于孝道極端推崇，休了兩任妻子的，最后一任莫名死去;還有對個人欲望的極端抑制，這些本身就是和人性先背離的。其行為對具體事物的處理效果，也頗受爭議，看是完全遵守道德，然而由于社會的事情復雜，以及道德本身的局限性，往往起了并不好的效果。當時的精英階層本身并不相信他，包括當時的知識份子，對這種行為也有爭議，象李贄就明說有時清官比貪*更誤事，清官有道德的支持，而且就算失敗也能贏當時讀書人非常看中的名譽，處事固執(zhí)而不知變通，往往導致事情往壞的方面發(fā)展。
在寫戚繼光和李贄也真實的把其多面性呈現(xiàn)給了作者：戚繼光有軍事才能，民族英雄的一面，但其又有偷偷納妾，行賄張居正的一面。李贄一個學者，思想家，其對人對己對社會的妥協(xié)與抗爭記述，也非常真實。這種性格多面性的記述更加體現(xiàn)了人性。
現(xiàn)代大眾社會行為學說，通常一個人對事物的看法或觀點的接受：第一位的是立場，第二位的是情感，第三位的才是客觀理性。黃老先生能客觀理性的研究這段看似平常，確是很典型的歷史時間，并且又能非常客觀理性的呈現(xiàn)給大家，確實是讀者的幸運。
讀后，感覺最深的是，價值觀的影響力，不僅對個人的行為，道德，和幸福觀起決定影響，而且任何團體，社會，宗教，國家都是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其影響深遠，決定整個體制。決策面和執(zhí)行面還有基層中間過長的距離和脫節(jié)導致的低效是高度集權的社會體制所不可避免的。道德很多方面是對社會穩(wěn)定其作用，社會發(fā)展更依賴于技術方法和本身的規(guī)律的研究。個人的道德及智慧在社會群體中有時是矛盾的，社會群體和個人很多規(guī)律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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